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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9月1日星期四

[小红猪]颠覆实验室:说科学界八大恶徒

[小紅豬]顛覆實驗室:說科學界八大惡徒:


譯者:伏維閣主


譯者自我簡介:征帆載酒天涯客,繞筆殘雲一燈孤。狂時說劍猶斷水,閒來邀月共觀書。


校對:chip

小紅花等級:3.5朵


原文地址:Lab brats: Eight great scoundrels of science



世上怎會有科學家假造證明,忽悠同行,甚至嗑藥求進?然而,偉大的科學家如愛因斯坦、伽利略恰在此列。


當人們向我抱怨科學的枯燥乏味時,我很清楚他們的這個印象從何而來。但是,他們已經被有史以來最成功的偽裝給欺騙了!長久以來,科學和科學家們小心翼翼地將自己塑造成富有邏輯、責任感、客觀性、理智和正直——換句話說,不食人間煙火——的形象。但當我們細觀科學史,就會發現事實上科學家們昏招迭出:嗑藥、互相攻擊、竊取想法、假造證明、惡意中傷……數不勝數,人性弱點顯露無遺;總體來說,科學家和常人沒什麼兩樣。接下來,本文將逐一介紹那些科學史上最不同尋常的時刻,排名不分先後。


凱利‧穆利斯:嗑藥有理


首先讓我們回到20世紀80年代初,當時凱利‧穆利斯還在仔細推敲一個有趣然而超越時代的想法:是否能根除那些會引起諸多疾病的遺傳缺陷?他意識到,要解決這個問題,首先需要掌握複製DNA的技術,從而使基因缺陷能夠得以修復。


那時,穆利斯正供職於一家位於加利福尼亞州愛莫利維爾市的生物技術公司——西特斯公司。儘管他提出的這個想法未受重視,而且他自己都被人認為是「胡言亂語的瘋子」,穆利斯卻擁有他的同行們所不具備的優勢:一直以來,他用迷幻藥訓練大腦的非正常思維。


早在1966年,穆利斯就進行了他的第一次迷幻藥嘗試。又過了兩年,在迷幻藥被法律禁止之後,他和他的一些大學同學們掌握了在當時仍然合法的迷幻藥合成技術。後來他表示,這些小藥片曾在他的思維訓練中佔據極其重要的地位,讓他能夠將思維圖像化,從而在頭腦中想像自己「置身於分子之間」,甚至直觀地「看到」DNA鏈分離和複製的先決要素。


穆利斯在提出複製DNA的設想之後,一直沒有重大突破。直到1983年5月,他在沿著加利福尼亞一段山間公路駕車行駛的時候,恍然頓悟。正如他在1998年出版的自傳《心靈裸舞(Dancing Naked in the Mind Field)》中寫到的那樣:「我的思維飄回實驗室。我看到DNA鏈在我眼前旋轉、漂浮;發亮的藍色和粉色帶電分子充斥山路,滿目可見。」正是在那趟行程之中,他構想出了歷史上首個人工複製DNA的方法──聚合酶鏈鎖反應(PCR)。


這個想法最終幫助他獲得了1993年的諾貝爾化學獎。諾貝獎基金會宣稱PCR「在生物化學和遺傳學研究領域佔有重要地位」,卻沒有隻言片語提到迷幻藥的事。


沃納‧福斯曼:美人計勝


現如今,心臟導管術(cardiac catheterisation)——將導管由臂靜脈插入心臟——已成為一種常規的醫學觀察和治療手段。在世界各地,每年有上百萬人接受心臟導管術。但是在1929年,心臟還被視為禁區;沒有醫生願意冒著殺死病人的危險去觸碰它。這就是沃納‧福斯曼——一個供職於德國柏林附近一家醫院的見習外科醫生——被禁止對自己施以心臟導管術的原因。


但是福斯曼並不就此罷休。為了完成計劃,他需要做的就是進入放置消毒儀器的手術室。而他也知道,該手術室的一把鑰匙掌握在護士長格爾達‧迪岑手裡。後來福斯曼回憶,他當年就像「貪嘴貓繞著奶油壺」一樣圍著迪岑打轉。他邀請她共進晚餐,借她專業書籍,花好幾個小時和她談論他們對於醫學的共同熱愛。最後,他終於提到施行心臟導管術的話題。而她欣然同意作為第一個實驗對象接受這個手術。


最終,福斯曼只是小小地利用了一下迪岑。進入手術室後,福斯曼將她綁定在手術椅上。之後,令迪岑震驚的一幕發生了——他將導管插入自己的肘動脈,將其推至心臟,並且自己走到放射科去照了X光片以證明實驗成功。


福斯曼因此成就,與另外兩人共同獲得了1956年的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


愛因斯坦:矇混過關


1935年,美國匹茨堡卡內基技術學院(現卡內基-梅隆大學)的一場演講吸引了數千人申請入場,但只有其中一小部分人拿到入場券。一位有幸入場的紐約時報記者曾如此讚譽那位備受關注的演講者:「這位謙遜的科學家……讓在場的400位美國學者共同見證了宇宙如何在他手中重構。他所用的,只是一支粉筆而已。」這個演講者,正是愛因斯坦。


令人遺憾的是,對於自己的證明,愛因斯坦並沒有花費足夠的心思。這已經是他第七次試圖證明E=mc2,然而和前六次一樣,這一次的證明也存在同樣的缺陷。


早在1905年9月,愛因斯坦在發表於德國《物理年鑑》的那篇關於狹義相對論的推廣的著名論文(《論動體的電動力學》)中第一次試圖證明那個後來大名鼎鼎的質能方程。但是他沒能成功——他誤將低速物體運動模型套用在高速的光子上。在愛因斯坦的論文發表之後,編輯馬克思‧普朗克注意到了這個錯誤,並將其寫入自己的論文裡。但是愛因斯坦根本沒有注意到,而是一次又一次犯著同樣的錯誤。偶爾,他也會在腳註裡流露出一點曖昧:「請注意,這不是嚴謹的證明。」


到了1946年,愛因斯坦在打算最後一搏之時,卻發現已經有數學家對質能方程給出了完善的證明。見此情形,不免有人說質能方程不是愛因斯坦所創,儘管他「首先」將它提了出來。——愛因斯坦對此言論忿忿不平。後來,他似乎的確認輸了,甚至出人意料地未將E=mc2寫入1949年的自傳。


亞瑟‧愛丁頓:笑裡藏刀


「我之所以看得更遠,是因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當艾薩克‧牛頓說這話的時候,他忘了說被他踩在腳下的可不僅僅是巨人——不知還有多少人也被他踩得無法翻身。牛頓絕不是唯一一位有此行徑的科學大鱷。許多功成名就的科學家常常將膽敢威脅他們地位的年輕學者毫不留情地踩在腳下。其中最臭名昭著者,莫過於「和平愛好者」,劍橋大學天文學家亞瑟‧愛丁頓。


1930年,印度物理學者蘇布拉馬尼揚‧錢德拉塞卡來到英國讀研,同時帶來一個絕妙的證明:冷恆星的質量如果大到某種程度(即Chandrasekhar limit,錢德拉塞卡極限),它就會塌縮成為黑洞。得知此事後,作為他的導師,也是當時恆星結構權威的愛丁頓遂邀請他在將於1935年倫敦舉辦的皇家天文學會會議上闡述這一證明。


隨後,愛丁頓花費了數月時間為錢德拉塞卡準備他演講所需的材料,甚至還為他購進了昂貴的測量儀器。愛丁頓更是沒完沒了地盤問錢德拉塞卡如何構建他的全部論證。但是錢德拉塞卡直到演講的前一天,才知道愛丁頓準備在他之後發言。當時他還不知道的是,愛丁頓一直以來表現出的濃厚好奇即將撕破和善的偽裝,露出猙獰的面貌。


在演講之日,錢德拉塞卡剛剛完成論證,愛丁頓就站起來說道:「這論證簡直一無是處,」他說,「你是在開星際玩笑嗎?」錢德拉塞卡當然沒有。恰恰是這篇論證,讓他獲得了1983年的諾貝爾物理學獎。但是愛丁頓的敵意和羞辱迫使他放棄了這方面的研究,並在1937年黯然離開英國,前往美國。在那裡,他轉向其他領域,然而終身再未登上科學的頂峰。


卡爾‧薩根:以身試法


如果有一篇題為《核冬天:大規模核武器爆炸後的全球危機》的文章,它是否會引起注意?也許你會認為這個問題的答案毋庸置疑——特別是如果你知道這篇文章的作者是大名鼎鼎的卡爾‧薩根,而且它發表在著名《科學》雜誌(222期, 1283頁)上。但出乎意料的是,這篇文章始終無人回應。所以薩根決定不再訴諸筆頭,而改用行動來反對核試驗。


薩根在這篇1983年發表的論文中預言:核戰一旦爆發,會減滅地球上一半人口;而剩下的倖存者將會在籠罩數月的黑暗之中飢餓而死。當時戈爾巴喬夫的蘇聯政府已經單方面停止核試驗,但里根政府還不打算放棄。於是薩根,這個後來舉世聞名的科普大師,親身前往內華達核試驗基地,在眾目睽睽之下英勇翻入圍牆。事後,他和其他437名抗議者都被逮捕。


鮮有科學家會像薩根一樣,拼盡氣力振臂疾呼於民間,為將他們的發現警示於眾不惜以身試法。美國宇航局戈達德空間研究所主任,氣象學家詹姆斯‧漢森也是這樣一位另類人物。他曾因參與抗議氣候變化的示威而兩度被捕。正如他的「戰友」,致力於禁止氯氟烴使用以期阻止對臭氧層的進一步破壞的科學家舍伍德‧羅蘭所說:「如果我們研究科學,作出預測,卻不採取任何行動阻止事態惡化,最後眼睜睜地看著預測變為現實——那麼科學研究還有何用?」


伽利略:瞞天過海


如果愛因斯坦都稱之為「無賴」,那這人大概就八九不離了。伽利略‧伽利萊正好證明了這一點。因為,他如此確信地球圍繞太陽公轉,以至於無視那些在一個完善的證明中不應存在的疑點。


伽利略在向教皇烏爾班八世闡述自己的論證時稱,潮汐是地球圍繞太陽公轉和地球自轉共同作用的結果。但是約翰內斯‧開普勒早在30年前就已經指出,潮汐現象與月球有關。伽利略對此不屑一顧,並指責持此觀點的人「糾纏於月球運行之類的無聊幻想之中」。


然而伽利略的理論最難令人信服之處在於,根據他的計算,潮汐每天只發生一次。但是眾所周知,潮汐每天早、晚都會發生。儘管如此,伽利略毫不在意,堅持己見,並將這個顯而易見的錯誤堂而皇之地寫入了1632年出版的《關於托勒密和哥白尼兩大世界體系的對話》一書中。


當愛因斯坦為1953年版的《關於托勒密和哥白尼兩大世界體系的對話》作序時,他稱伽利略為可以被饒恕的無賴,因為這個值得寬恕的謬誤失誤產生於「對權威下的教條主義的激烈抗爭」之中。


伽利略大概是首開強詞奪理之先河。之後更有牛頓和愛因斯坦步其後塵,為不完善的理論百般狡辯。而且,此類學術不端的傳統還大有歷久彌新之勢。2005年,《自然》雜誌(435期,737頁)上一個名為「科學家學術不端」的調查顯示,受訪者中有三分之一承認自己曾經在過去三年中有學術不端的行為。


沃森、克里克:偷為上策


非常時用非常策——英國生物物理學家聖弗朗西斯‧克里克和詹姆斯‧沃森深信如此。當時,他們極度渴望擊敗其對手——美國化學家萊納斯‧鮑林。而鮑林距離研究出DNA結構只差一步之遙。但是此時克里克和沃森面前困難重重:他們的同事羅莎琳德‧富蘭克林和莫里斯‧威爾金斯已經退出他們的研究項目,並且一拖再拖,不肯公佈DNA結晶數據。


除了把就在眼皮子底下的數據偷過來,克里克還能怎麼辦呢?當威爾金斯發現數據被盜之後,異常憤怒。克里克勸他:「雖然我們是盜用了你的數據,但是畢竟肥水不流外人田嘛,不能讓美國人搶了先。再說了,至少你和富蘭克林能因此和好,也不失為美事一樁。」


這段話最近才從克里克的信件裡被披露出來。但這並不是唯一一次克里克對他的同事流露輕視之意(《自然》雜誌,467期,519頁)。


在發現DNA雙螺旋結構的問題上,富蘭克林尤其受到不公平待遇。1979年,面對大量的輿論指責,克里克反咬一口,稱富蘭克林「固執己見,無視捷徑」。在同一個月內,他還寫道:「一流的科學家勇於冒險……而羅莎琳德太畏手畏腳。」如此看來,要想獲得諾貝爾獎,有時候不得不做些手腳。


埃托雷‧馬約拉納:自殺成謎


歷史上,科學家自殺事件絕不少見。比如氣象學家羅伯特‧菲茨羅伊,因為與同事產生糾紛(和一些其他原因,如經濟困難、罹患抑鬱等)乾脆一死了之。再比如路德維希‧玻爾茲曼,因患上抑鬱症而了結餘生。但是,從沒有人像埃托雷‧馬約拉納一樣,讓自殺成為世上一段演說不盡的傳奇。


出生於西西里島的馬約拉納是一個極具天賦的物理學家,曾經擁有角逐諾貝爾獎的強大實力。然而在1938年,他忽然人間蒸發,只留下一紙自殺遺言。雖然他的自殺在表面上看已成事實,但實際上卻疑點重重,不少人認為其自殺不過是一個幌子。


其中最著名的疑點有:恰在他失蹤前不久,馬約拉納從自己的銀行戶頭裡提出了一筆巨款。而且,他的護照也和他一起失蹤了。對此眾說紛紜。有人說馬約拉納被探查核機密的間諜綁架,還有人說他是被黑手黨抓走了。甚至至今仍有傳言道,馬約拉納實際上隱遁於南美;更有人稱他穴居山野,披荊結褐,號稱「犬儒」;能任意開立方根,全憑心算。


也有人提出一個更為浪漫的說法:馬約拉納為他所摯愛的量子物理獻身了。根據量子物理學理論,生物可以同時處在生存或死亡這兩種狀態,正如薛定諤的貓所揭示的那樣。也許,馬約拉納把自己變成了現實版的薛定諤的貓——既是死了,也是活著。


原文作者為邁克爾‧布魯克斯,《新科學人》雜誌顧問。他的新書——《自由基:科學中不為人知的混亂(Free Radicals: The secret anarchy of science)》——最近已由Profile Books公司出版。


文章配圖均采自維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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